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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最低稅負制已不可逆地成為跨國稅務的新常態。對臺資企業來說，今（2026）年首次申報，是從制度確立邁入全面落地的新階段，密切注意國際最新進度及關鍵觀察，主動建構全球稅務治理能力。
自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主導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行動計畫（BEPS 2.0）專案以來，「全球最低稅負制」支柱二（GloBE Pillar 2）已從多年協商走向實質落地。儘管國際間對於規範細節仍存歧見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最低稅負制不再只是政策宣示，而是一套已開始實際運作、並將深刻影響跨國企業全球稅務治理模式的全新制度。
對多數臺資跨國企業而言，今（2026）年針對2024 年度全球最低稅負制進行首次申報，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分水嶺，不僅是技術層面的申報挑戰，更是整體稅務策略、資料治理與組織能力的一次全面檢視。以下，本文將從近期制度發展、首次申報的實務觀察，以及對臺資企業中長期稅務治理的影響，提出幾項關鍵觀察與建議。
觀察1 雙軌制度並行：臺灣課稅權與立法時程的迫切性
近期國際稅務圈高度關注OECD 與美國之間所形成的雙軌配套措施（Side-by-side package）安排，其核心在於嘗試調和美國既有稅制（ 如美國境外無形資產低稅所得，GILTI）與支柱二（Pillar 2）並行適用的問題。然而，從目前已揭露的政策方向來看，雙軌配套措施制度的設計在實務上對臺資企業實質助益極為有限。
首先，雙軌制避風港（Side-by-side safe harbour）原則上僅針對美資跨國企業提供某種程度的Pillar 2豁免或簡化適用空間，其前提建構在美國母公司既已受到GILTI等制度約束的背景之下。然而，臺資企業並不適用美國稅制，自然也無法享受此類避風港（safe harbour）的保護。換言之，對多數以臺灣為最終母公司（Ultimate Parent Entity；UPE）的跨國集團而言，Pillar 2仍然是必須全面面對與落實的制度。
其次，跨國企業最終母公司（UPE）避風港的落日條款亦值得高度關注。依現行規劃，UPE避風港於去（2025）年後逐步退場，意謂著，即便短期內臺灣母公司可能因制度未完全對接而形成某種「緩衝期」，這樣的空窗並非長久之計。如果臺灣未能在時程內完成Pillar 2的所得涵蓋原則（IIR）或其他合規制度的立法，臺資企業的低稅負利潤將可能優先被外國課徵補充稅（Top-up Tax），這將會實質侵蝕臺灣的課稅權。在此背景下，臺灣主管機關加速完成相關立法，已不再只是符合國際潮流的象徵性動作，而是攸關國家稅基與企業競爭力的關鍵政策選擇。